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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潮涌——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40年

来源:中国船舶报 日期: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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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的诗中,时间是一条溪流,人们坐在岸旁,看它静静流逝。

如果我们用水来述说时间,那么,1978~2018的中国时间就是一条江水,波澜壮阔,浪花翻涌,奔腾呼啸着向前奔去。

而我们无法坐在岸上旁观,我们都在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上,与她一起迎接共同的命运。我们,或攀上桅杆瞭望前方,或奋力掌舵把控航向,或拼尽全力只为多划一桨。40年,我们和这艘航船一起激荡前行,行驶在这条充满挑战但又没有退路的航线上。

这条航线是在1978年由一位老人绘就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人们惯用这次会议标注中国向着改革开放的新航向拔锚再启航。而作为这次征程的先锋,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实际上要拉开得更早一些。

 

1978~1988:重生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

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第一个10年的故事,从一个冬天开始。

1977年的冬天,570多万中国青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科技与教育,力主于这一年冬天恢复了因“文革”中断10年的高考。当各大媒体公布将于今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正式考试时间只剩2个月左右,留给青年们抓住这次机会的准备时间并不多了。

也是在这个冬天,正当570多万青年踏入高考考场为命运奋笔疾书时,即将赴任第六工业机械部部长的67岁的柴树藩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谈工作。邓小平对他说:“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

经柴树藩记述的这番话,揭开了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7年的中国船舶工业,经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摧残,“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此时的六机部,有几十个工程搁在三线搞不下去、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企业管理混乱整顿要先从打扫垃圾开始……但要抓住改革开放这个机会,留给中国船舶工业准备的时间也不多了。

此时,军工任务骤然削减三分之二,各个基层船厂已到无米下锅的境地。要任务的信函,每天像雪片一样飞到六机部在北京的办公地——月坛北街5号院。没任务,船厂就要饿死了。一筹莫展的柴树藩明白了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只有“出口”,“打入国际市场”找饭吃,才有可能打破船舶工业目前的困境,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是船,就得出海。可“打入国际市场”,对于长期以军工任务为主、依靠国家计划安排生产的中国船舶工业来说,又谈何容易。1979年,六机部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场上怨声不断。

参会企业的厂长们除了要任务还是要任务:“我们为国家干了几十年军品,怎么说不管就不管了!”从三线来的领导干部更是声泪俱下:“我们离乡背井,钻山沟,住草棚,为国防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给任务,我们怎么向职工交代……”

柴树藩看出来了,推船出海,首先是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他对大家说:“保军转民,打进国际市场,是中央决定的大政方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这中间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会有发展。我们决不能因为痛苦就退缩,只有一往无前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一往无前,路在何方?经过多方分析和比较,六机部决定首选香港为“出海”的突破口。几经周转,多方联络,香港船王包玉刚的胞弟、联成航运公司主席包玉星最先表示,要把他原定到日本去造的船拿到国内来造。这艘后来命名为“长城”的27000吨散货船,成了中国船舶工业自营出口的第一艘按国际标准建造的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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